徐有富：程千帆先生是怎样“不断地施加友善的压力”的
北京大学陈平原说：“王瑶先生在世时，曾多次提及‘程千帆很会带学生’，要我们注意南大这一迅速崛起的学术群体。”（《古典学者的现代意识》，载《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137页），程先生指导学生的方法很多，其一便是对学生不断地施加友善的压力。他说过：“我有一个方法，叫做‘不断地施加友善的压力’。施加压力，第一是‘不断地’，不是一回压上去，分量太重，学生受不了。第二是‘友善的’，使他感到你是为他好。这样，他才愿意接受。”（《谈谈培养文科研究生的问题》，载《治学小言》65页）
我对此体会颇深。我是南京人，1962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因为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待了6年，1968年毕业分配到湖北大冶有色金属公司赤马山铜矿工作。我1979年考取南大中文系程千帆先生研究生时已35岁，我1981年底研究生毕业时已38岁。起初我被分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考虑到父母年迈多病，兄弟姐妹又多在外地，于是很想留在南京。当时正好有位学图书馆学专业的研究生，家住武汉，却被分配在南大图书馆。我们都希望调换一下，想不到此事居然办成了。
我到南大图书馆古籍部上班后，主要任务是编南京大学馆藏地方志目录，再就是忙着将妻子儿女从湖北阳新县赤马山矿调到南京来，科研自然就放松了。程先生可能有所察觉，就在我到南大图书馆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便提出来要我参与整理《汪辟疆文集》。我当然义不容辞，便应声答应了。汪辟疆先生解放前当过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解放后为南大中文系教授，所著《唐人小说》《目录学研究》《光宣诗坛点将录》《近代诗派与地域》等都颇有影响。为了整理《汪辟疆文集》，南大中文系特地将其子汪越先生调到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可能由于受到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再加上整理《汪辟疆文集》也困难重重，所以整理工作进展不大。汪辟疆与程千帆、沈祖棻夫妇有师生之谊，程先生调到南大后，便主动承担起整理恩师文集的重任。他在《汪辟疆文集·后记》中写道：“在汪老师不幸逝世以后，我就有整理其遗集的愿望。一九七八年，我来南京大学任教，和先生的长子超伯共事，才知道他已着手收集材料，准备编辑，但因工作太忙，进行得比较缓慢。由于我的要求，超伯便慨然以此相託。断断续续工作了八个月，终于编成了这部文集。”所署时间为1984年2月25日。
我于1982年下半年参与其事，并在1983年2月1日写的《一年工作小结》中提到过这件事：“在程先生的主持和指导下，对汪辟疆先生的遗著进行了编辑和整理。”有机会参与整理《汪辟疆文集》使我获益匪浅。《汪辟疆文集》中的诗文，有些原先是稿本，如日记、序跋、书札、笔记、诗钞，汪先生的书法非常好，可惜本人不善书法，有些字辨认起来非常吃力。还有些文章发表在解放前的杂志上，需要根据程先生提供的线索去查找。譬如汪先生的《峡程诗纪》（上）发表在《文史杂志》1卷2期上，但是《峡程诗纪》（下），不知什么原因，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只好付诸阙如了。抗战时期出版的杂志纸质很差，一张纸正反两面印的字会相互渗透与影响，不少字辨认起来很难。好在我的同事魏徳裕先生编了几十年的目录，特别善于使用工具书，有什么问题请教他，总能得到满意的答案。我在1982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专门写了篇《整理汪辟疆著作有感》，特录之如下：“在整理《方湖日记》的过程中，有些人名、书名，字无法辨认，我准备把矛盾上交给程先生了，但魏先生千方百计地給我找了出来。每解决一个问题，魏先生都感到很快乐。从魏先生翻目录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目录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要学问与实践相结合。”参与整理《汪辟疆文集》使我深深体会到前辈学者的尊师敬业精神，也大大提高了我的文献检索能力与文献整理水平。
《汪辟疆文集》
参与整理《汪辟疆文集》的工作尚未做完，程先生为了让我早作准备，又打算让我为研究生上校雠学。我在1983年3月23的日记中写道：“晚拜访程先生，程先生对我的工作作了安排：这学期整理汪先生著作，下学期听校雠学，并准备写出校雠学讲稿。”《汪辟疆文集》的整理工作大约是1984年1月完成的，我在84年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抄写、标点《小奢摩馆脞录》，费时两个星期，得49200字。又整理、抄写、标点并油印出汪辟疆先生《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约96900字。”记得我将整理好的《汪辟疆文集》的最后一批稿件送给程先生时，程先生很高兴，说我“势如破竹”。于是，我也就正式进入了准备上校雠学的阶段。
为了给我上校雠学创造条件，程先生首先给我提供了大量相关资料。我在1984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程先生“叫我过几天去检有关校雠学的书，甚为高兴。”我在84年3月1日的日记中专门编了个《程先生所赠书目》，有30种。此后，程先生还不断地将他所获得的校雠学著作赠送给我。这些书中有传统的目录学著作，如孙德谦的《刘向校雠学纂微》、姚振宗的《师石山房丛书》、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舜徽的《文献学论著辑要》等，也有台湾学者的校雠学著作，如王叔岷的《校雠学》、胡楚生的《中国目录学研究》等。特别珍贵的是程先生还将其《校雠广义目录篇初稿》以及他长期积累的有关校雠学的学术论文也送给了我。如普暄的《误书百例》、李笠的《广段玉裁论校书之难》、徐复的《校勘学中之二重及多重误例》等等，其中《误书百例》为程先生毛笔手钞本，充分体现了程先生青年时期准备写《校雠广义》时的劬劳与一丝不苟精神。这些校雠学资料当时很难买到，到图书馆借阅也不容易，从而为我从事校雠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
程千帆先生毛笔手钞本《误书百例》
改革开放之初，教育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南京大学图书馆办了个图书馆学专修科。我遂于84年5月调入该专修科任教，所教课程恰恰有目录学，我在《1984年至1985年度第一学期工作小结》中写道：“给图书馆专业82级和夜大班上目录学课，历史系学生4人选修，进修教师2人、图书馆工作人员5人旁听，总计人数99人。”可见，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求知欲是多么旺盛，学习的热情是多么高。当时，目录学课程的通用教材是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我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参考程先生的《校雠广义目录篇初稿》、《校雠学略说》目录部分，以及教材《目录学概论》，自编了一本22万字的目录学讲稿。
再就是当时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创办了一个古文献专业。该专业开办之初版本学没有人上，于是邀请程先生去上，想不到程先生竟然推荐我去上。于是我便于1985年为南师大古文献专业开过一次《版本学》，选修的为南师大古文献专业84级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居然还有4名教师旁听。记得有次课间，张芷先生悄悄对我说：“题识应当读题zhì而非题shí”。我上课时即予以纠正，此后便全力以赴地备课、上课，总算是完成了《版本学》的教学任务，并写出了一本版本学讲稿，当然，程先生《校雠学略说》中的版本部分，自然成了我的重要参考资料。到南师大上版本学还让我体会到学习一门知识的最好方法就是上这门课。因为你未学好这门知识，就很难在讲台上站住脚。
我首次专门为研究生开校雠学课程是在1985年的春季，这门课是为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5名研究生与中国古典文学专业7名研究生开的。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1名研究生、南京农学院农学史专业1名研究生选修。我上课显然受到了程先生的影响。我听过程先生上校雠学、历代诗选、杜诗研究等课程。程先生上课水平是第一流的。就连校雠学这门看起来比较枯燥的课程，他也有办法上得很生动。记得他在讲书面材料因文字形近而误时讲过一个笑话：有人聘请家庭教师，在谈好报酬后，又提了个附加条件：念错一个字扣半吊钱。课程结束后，教书先生将报酬交给妻子，妻子数了数问道：“怎么少了两吊钱？”教书先生说：“一吊给了李麻子，一吊给了王四嫂。”妻子心想将钱给了李麻子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给王四嫂？非问个明白不可。原来这位先生在教《论语》时将季康子念成了李麻子，在教《孟子》时，又将“王曰叟”念成了“王四嫂”。听了这则笑话，我们便对文字因形近而误现象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个学生曾问程先生：为什么每堂课总会有一两个精彩例子，程先生回答道：“那秘密非常简单——我备了课。今天晚上设计好，要引哪些作品，先记下来，到课堂上就会应付裕如了。每堂课都要准备一两个精彩例子，听的人才会印象深刻。”程先生的上课艺术水平难以达到，但是他所强调的上课之前要认真备课还是能做到的。而只要做到了认真备课，上课水平就不会差。
教学与科研密不可分。就在我努力完成各项教学任务时，程先生又提出来要我与他合写《校雠广义》。程先生写过一篇《校雠广义叙录》所署时间为“辛巳六月”，可见早在1941年，也就是在他29岁时，就产生了一个梦想，要写一部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在内的《校雠广义》，但是，他的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1985年12月1日，他又在《校雠广义叙录》之后写了篇《附记》，谈到了为实现他的梦想与我合作的事：“徐有富同志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和当年我随刘（国钧）、汪（辟疆）两位先生学习这门科学时深感兴趣一样，他也对校雠学有强烈的爱好，并且有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因此，我就不仅将这门课程交给了他，并且将写成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给他了。”
《校雠广义目录篇初稿》
我们首先完成的是《目录编》，因为程先生留下一册油印线装本《校雠广义目录篇初稿》。卷首有篇《校雠广义叙目》，末署“中华民国三十年，岁次辛巳，宁乡程会昌序於武汉大学”。该讲义分为名义第一、著录第二、类例第三、编次第四。程先生还在该书的天头地脚用朱笔与墨笔加了许多批语，字小如蚁，如今不用放大镜已看不清楚了。后来南京大学研究生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与山东大学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根据程先生上校雠学记录整理而成的《校雠学略说》第四章目录部分共分五节：一、名称和渊源，二、目录学的功用，三、目录书的体制，四、目录类例的沿革，五、目录的源流和种类。我所写的目录学讲稿，理论部分基本上依据程先生的讲义，分为目录与目录学、目录的结构与功用、目录的著录事项、目录的分类沿革、目录的种类、目录的编製等部分。此外，我还依据通用教材《目录学概论》，加上了中国目录学史部分。我对所写目录学讲稿补充修改后，将书稿于1985年交给程先生。程先生批改后退给我修改并誊清。程先生最重要的修改意见是将中国目录学史部分全部删去，他在《校雠广义叙录·附记》中指出：“我们将重点放在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的论述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因为，照我们的理解，校雠学与校雠学史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目录编》虽然于1985年就已定稿，但是直到1988年8月方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出版后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校雠广义·目录编》初版
《目录学》定稿后，我们随即转入《版本编》的写作阶段，《校雠学略说》中有版本一章，我也上过版本学课程，但真要将版本学的方方面面加以深入而清晰的论述，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程先生在1991年11月11日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版本编》新得样书，谨呈一册，弟于此学，目验之功太浅，但能缀旧闻，聊为初学提供常识而已。”（《闲堂书简》增定本594页）我虽然在南大古籍部工作过，但未刻意钻研过版本学。好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是由过去的中央大学图书馆与金陵大学图书馆合并而成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施廷镛、李小缘分别长期主持其事，所以文献学著作为南大图书馆特藏之一，为我们找材料提供了条件。我们从85年底到88年10月，大约花了三年时间才将《版本编》写完，并于1990年10月收到该书校样，我在当年12月份写给责任编辑的信中说：“《版本编》校样，程先生校了一遍，我校了三遍，还请其他同志校了一遍。最后，程先生又将改动的地方复查了一遍。现寄上，可能还有一些错误没有发现。”信中还提了一条具体的校改意见：“第148、221、240、242、279、448页都超过或不足14行，版面显得一部分紧一部分松。如果实在做不到1页14行的话，也请排字的同志，将一页中各行之间的距离排匀称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程先生的校对工作是在他因心脏病发作住院治疗期间完成的，我们还请了三位研究生专门对引文作了校对复核工作。该书1991年7月由齐鲁书社出版，质量不错，因而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1等奖、以及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2等奖。
由于程先生《校雠学略说》中校勘部分篇章结构好，内容丰富，再加上参考资料又比较多，写起来很顺利，93年1月份就完稿了，94年便印出了校样。由于《校雠广义》被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列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齐鲁书社希望一次性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全部出齐，于是《校勘编》暂缓出版，这样，《典藏编》的撰写任务必须赶紧完成。程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附记》中谈到他1978年重行出来工作，“清查那部未完成的书稿，结果是校勘、目录两部分还保全了若干章节，至于版本、典藏两部分，则片纸无存。”《校雠学略说》中的藏弆部分，也仅寥寥4页。好在我当时还在南大图书馆学系教书，对图书馆学理论也有所接触。图书馆与藏书楼虽有本质区别，但是图书馆学理论对研究我国传统的图书典藏理论却颇有借鉴意义，而在南大图书馆，图书典藏学方面的资料也是不难找到的。于是，我从1993年7月14日开始正式收集《典藏编》资料，至1996年2月将《典藏编》初稿写完交给程先生修改，先后花了两年八个月时间。程先生1996年3月9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了他修改《典藏编》书稿的情况：“近又作一必需要作的事，即要将《校雠广义·典藏编》定稿。徐有富草稿三十余万字，仍须蚂蚁啃骨头，全部过目，加以删定，才能放心。”（《闲堂书简》增订本608页）程先生当时已84岁，心脏病经常发作，迫切希望早日见到《校雠广义》，而且他还患有白内障，修改书稿十分艰难，但是他为了保证质量，修改书稿的工作一点都不肯马虎，足足花了4个多月时间。我根据程先生的修改意见，又作了加工，且核对了引文，并重抄了一遍，于96年8月底交给程先生看第二遍。我在96年10月4日将《典藏编》书稿寄给齐鲁书社时，还给他们的副总编辑周晶先生写信说：“程先生从9月初开始，又将书稿逐字逐句看了一遍，每天看30页。我又根据程先生的意见做了查证修改工作，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
《校雠广义》四编出齐
《校雠广义》四编终于由齐鲁书社于1998年8月出版，颇获好评，如陶敏先生所撰书评，题为《校雠学重建的奠基之作——评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载1999年7月21日《中华读书报》）。徐雁先生在书评中说：“程千帆先生全面总结了前人治书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传统的治书之学，建立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学科体系。这部《校雠广义》包含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堪称这一学科体系的基础工程。”（《藏书亦自有其道——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典藏编〉》评介》，载《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年第4期）《校雠广义》还于1999年10月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我于1995年4月调到了南大中文系，96年4月被评为教授，98年5月被评为博导，遂申请在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建立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并于1999年获得批准。此后直到我于2008年退休，共指导了19名博士生，1名博士后，还有不少杰出的硕士生。其中有3名博士生留在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工作，如今也都成了博士生导师。我在文献学方面取得的这点成绩都是程千帆先生对我不断地施加友善的压力的结果。仅以此文纪念程先生诞辰110周年。
>原题《不断地施加友善的压力》，载《名作欣赏》2023年第25期
《校雠学略说》